有关这个道理，我们从一个宪法分类的理论中也能看出。
这也是为什么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人员常务委员会不能免的一个重要原因——不仅仅因为这些人地位较高，而且因为他们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即提名人也在人大内），他们的罢免与否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自己定夺。吴大英等著：《比较立法制度》，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300页。
被任免、被监督的机关是任免权、监督权的对象，是被任免权、监督权规范的人，但他们往往也是权力人。免去徐冠华的科学技术部部长职务。[48]从免应当比任更慎重的角度来说，这是难以成立的，但从免比任数量少得多因而影响有限的角度看这又具有其一定的合理性。谋杀、入室盗窃、抢劫和其他一切不能立即与职务联系起来的罪行，都应当按照普通的司法程序来处理。任往往是一次性的，免更不可能经常发生，但监督却是经常性的，不间断的。
弹劾是在政治上（宪法上）对法律责任的追究，需有具体案由。在西方国家，辞职与弹劾或不信任案往往有直接联系，如在法国，国民议会可以提出弹劾案，追究政府的责任，如果国民议会通过不信任案，总理必须向总统提出政府的总辞职。35于此，需要深思的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宪法与西方资本主义宪法的根本分歧究竟在哪里？中西方宪法以及整个法秩序在价值诉求上的分歧其实不在于——以人为最终的关怀——这个目的，而在于如何实现这个目的的方式或手段。
在陈看来，社会主义宪法的权利观基本上是实证主义的，反对自然法和自然权利学说……宪法把一些权利作为基本权利列举出来，同时规定一切权利都受制于法律，在政体上奉行人民代表机关至上……换言之，基本权利成了立法行为的道德原则，具有道德的优先性，但不具有法律约束力。37芦部的这种观点代表了近代以来立宪主义宪法学说的主流见解，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宪法的制度事实与宪政实践。2、关于共和政体的决断。由于宪法总纲的各个条款均是对根本任务的具体化，因此，可将国家根本任务视为我国宪法规范体系内抽象层次最高的公共利益或公共福祉条款。
他非常露骨地指出：宪法是权力的派生物，而权力是一种事实，因此，宪法乃是权力事实的附属品和工具。二是社会主义是主权者的政治决断。
所以这只是在政治意义上，而不是在法学意义上，人民才是宪法的来源。此文被视为是我国政治宪法学的代表性论著。这里涉及到的重要问题是：作为根本政治决断的这五项内容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它们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和根本性吗？依施密特之见，它们之间亦存在着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江桥崇乃日本法政大学法学部教授。
5 [德]施密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0页。他在阐释宪法序言当中的文本时是为了证明政治现实的合法性。在这三者中，基本权利保障是核心价值诉求，统治机构的架构以及国家根本任务的实现都是为公民基本权利的落实与保障服务的。37 参见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67-69页。
另外，宪法序言中关于国家根本制度和社会制度以及国家根本任务的规定对于整部宪法来说同样具有根本性，因为它们是我国立国的基础，我们的国家就是建立在这些根本制度的基础上，动摇了这些制度，就动摇了国家的基础，所以它是关系我国人民最大的、长远的利益的根本制度……根本任务所要达到的目标关系到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完全符合我国人民的愿望。30自此，我们可以认定，宪法序言的根本性规定就是国家根本任务条款。
关键词: 宪法序言 根本法 国家根本任务 自近代立宪主义意义上的宪法诞生以来，宪法学界一般并不将成文宪法的序言部分视为本学科的研究重心。宪法学上介绍的权力组织和流程仅仅限于‘国家机关，无法将权力的分配原则和权力的组织原则衔接、协调起来。
关于宪法序言是否包含着一部宪法的根本性规定，日本学者一般不泛泛而谈，他们只习惯于围绕本国宪法序言而展开讨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国宪法学具有浓厚的法教义学特征。宪法序言可以用来给宪法一种更大的庄严并因而也就给予一种加强了的实效。关于为什么某件事应当发生的问题绝不能用断言发生某事来加以回答，而只能用断言某件事应当发生来加以回答。近代以来，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主要由两种性质的规范组成，即统治机构规范与基本权利规范。也就是说，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谁在事实上真正掌握着国家权力，谁在规范层面上就应该是主权者。仅仅从陈文对这些根本法的排序便可以看出，宪法序言是何等的重要，它包含着我国整部宪法的最为根本性的规定。
2、该文将宪法的根本性规定与宪法序言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如陈所言：中国宪法内涵哪些根本法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一条可靠的捷径就是解读宪法序言。日本学者在研究该问题时不仅观点比较明确，而且都擅长于从体系化的角度论证其观点的正确性，虽然他们没有论及中国宪法序言，但是其论证方法与研究进路对我国宪法学颇有借鉴意义。
巧合的是，如上文所述，施密特也曾论述过魏玛宪法中的五个根本法。综上分析可见，陈文的五个根本法论断在分析框架上借用的是施密特的政治宪法学。
16从以上各学者的见解可以看出，我国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所确认的国家根本任务乃是我国宪法的根本性规定，其中不仅有四项基本原则的完整表述，也有国家发展目标的明确规定。陈文认为，只有将宪法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联系起来，才能理解——以国家根本任务作为宪法之根本法——这一中国宪法的特色。
陈文对第二根本法的论证是比较单薄，其说服力非常有限。24这种论调不仅与时代潮流不合拍，同时也与以《中国共产党党章》为核心的党的规范性文件严重背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将宪法序言中规定的国家根本任务视为我国宪法的根本法之一，但它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高的。但同时，国家机关在实现国家根本任务（公共利益）的过程中亦频繁地出现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情形。
当然，他也并不认为宪法序言的存在毫无用处。肖蔚云教授认为四项基本原则不仅是82年宪法修改的指导思想，同时亦是该部宪法的核心内容，它们是我国近代历史基本经验的总结，是经过实践经验的真理，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这与近代以来立宪主义的旨趣是背道而驰的。9 [日]阿部照哉等编著：《宪法》（上册），周宗宪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页。
然而这两者在价值序位上存在着高低之分。这样社会主义不仅具有意识形态的内涵，又具有了制度的内涵。
5 施密特上述见解看上去似乎与现代规范主义者的观点没有什么不同。34 参见[德]施密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2001年12月3日，李鹏在全国法制宣传日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的宪法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制定的，是党的主张的制度化、法律化。8 江桥崇认为，日本国宪法前言所颂扬的国民主权原理、代表制民主主义、和平主义、从恐怖及匮乏中解放、和平生存权的保障、国际协调主义均是作为主权者国民作出的决定，它们构成宪法规范的一部分，与它们相矛盾的法规范被排除。
[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2 这种由宪法序言所宣示的人民主权原理，在现代宪法学看来，乃是构成一部宪法的根基，继而理所当然是宪法的根本性规定之一，在凯尔森看来只不过是宪法的点缀物或修饰品而已。
日本宪法学界主流见解即是如此。它是约束公权力的根本法之一。
从立宪时刻一直到当下，中国共产党都是政治权力的掌握者。陈文将我国宪法的根本性规定归结为具有优先秩序分别的五大根本法：即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现代化建设、基本权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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